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的卓琳，如今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着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名绅千金”浦琼英
1916年，卓琳出生在云南宣威一个富甲一方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原名浦琼英。她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他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当年才四五岁的浦琼英曾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童年和少年时代，她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世间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
1931年，浦琼英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浦琼英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至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6年，浦琼英抱着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浦琼英乔装打扮，逃出北平，转船倒车，折腾数回，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四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卓琳。
爱在延安的金秋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性格迥异内心相通
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他们的头三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在战争的残酷进行中成长的。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就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
艰苦岁月苦中作乐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卓琳对邓小平的关心体贴从喝茶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来。邓小平爱喝龙井，为了节省开支，卓琳每天上午给邓小平泡浓浓的一杯茶。邓小平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卓琳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杯。邓小平有一件开司米毛衣，是解放初期他在上海工作时一个朋友送的。穿得久了，毛衣的袖子上破了一个洞。家里没有开司米毛线，卓琳就找了一些相近颜色的粗毛线，把粗毛线再分成细线，一针一线地把毛衣补好。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当时患有高血压的卓琳往往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扶着栏杆上楼。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一站就是一天，这活儿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因早些年在法留学时就干过。然而，那时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卓琳看他站着一天劳动很累，就要他搬个椅子坐坐，偷一偷懒，可他不肯坐，他说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工资全部停发，只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尤为拮据。于是，邓小平夫妇的生活水准明显降低了。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有一次，卓琳找到与自己要好的女工学到一些酿酒的要领，并弄到一些酒药，请人买了些糯米。很快，卓琳就酿得出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两人还动手做过豆瓣酱。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地，种些菜什么的。“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终生难忘。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就是这样，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收获劳动中带来的喜悦。
爱看京戏爱听评书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每逢邓小平祭日，卓琳预先买些花瓣，在院子里抛撒，边撒边喊———“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这情这景，让看到的人怎不动容？在接受采访时，她说：“他去世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这是自然规律，你也没办法。每年他的生日，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一样，大家一块儿给他过生日，纪念他。”如今，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小时候，她家里有一部老式留声机，还有很多百代公司出版的京剧名家唱片；每天放学后，她都会仔细地听上几遍，从中了解到不少戏曲知识。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老人对京剧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她订了不少戏曲杂志，电视上只要有戏剧节目，她一般是要看的。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父母官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卓琳
邓小平健在时，每当春暖花开之际，都常携家人郊游踏青。
1939年在延安。
编辑：碧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