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作为“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带领一个高科技团队把我国强激光技术的研究推进到国际先进水平。
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东方一声巨响震撼了世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面对大漠戈壁上的擎天云团，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断言，那更像是中国人用能力和志气攥成的铁拳！人们同样不会忘记，1999年7月15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国又庄严宣告，中国早在80年代就已掌握中子弹的核心技术。这是一个振奋人心，大长中华民族士气的惊世之举！
这辉煌的业绩，离不开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这是一支不图索取，只讲奉献，殚精竭虑，耿耿报国的科技队伍。在这只特殊的队伍里，除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等著名科学家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其中一位就是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常委、国家“863”计划原激光技术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杜祥琬院士。
初春时节，记者如约来到了杜祥琬的办公室。记者面前的杜祥琬，举止文雅，思维敏捷，说话和声细语、一板一眼。当提及他的经历时，杜祥琬平静地说：“我这一生的工作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一个是‘核’，一个是‘光’。”于是，我们的采访话题就紧紧围绕“核”与“光”这两个字展开了。
国家需要 两易专业
杜祥琬在开封读高中时，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高考升学时，他的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当时全国大学唯一的天文学系——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与此同时，国家在开封挑选两名留学苏联的预备生，杜祥琬以优异的成绩被选中。正在他服从国家需要，全力以赴学习俄语的时候，由于当时中苏关系趋于紧张等原因，我国派遣留苏学生的事暂停了，他被分配转入北京大学数力系学习。
1959年，在当时二机部副部长、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主持下，国家选派30名大学生到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攻读原子能专业，品学兼优的杜祥琬再一次被选中。从此，国家的需要促使他将专注的目光从最宏大辽阔的宇宙移向最细小精微的核物理领域。杜祥琬风趣地说：“大大的宇宙没学成，却学起了小小的原子核。不过原子核与太阳系有很多相似之处。”20年多后，杜祥琬又一次见到钱三强先生，他对钱老说：“您是改变我生活道路的人。”钱老问他：“你后悔吗？”他答道：“不后悔，追随您的事业，我感到很荣幸！”
在苏留学期间，杜祥琬和其他中国学生接到大使馆转来国内对他们学习的希望，其中提到“要着重学好中子在介质中输运的理论”。当时，杜祥琬并不理解这个指导性意见的意义，只是认为这是国家的需要，就在这方面下功夫学习。直到后来回国投入氢弹的研究工作时，从熟悉波尔兹曼方程的解开始，才对那段话的深刻含义恍然大悟。
从天文转到数力，从数力转到核物理，再到后来转向激光。“兴趣服从需要，需要产生兴趣。”杜祥琬感慨地说：“首先是我个人的兴趣服从了国家的需要，同时，在国家需要的学习和研究中，我又对新知识、新领域、新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钻研进去才发现，这些新领域、新课题是那么的富有挑战性。”
特殊事业 无名英雄
1964年，杜祥琬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称“九院”）理论部，从此投身于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在这里，他受到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一批优秀科学家的教诲和指导。他在所承担的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方面不断深入，为核武器设计的改进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在突破氢弹原理阶段，他曾完成多项核武器热试验诊断的理论设计与试验分析。
杜祥琬告诉记者：“我来到九所的时候正是突破氢弹的时候，氢弹要做成，热核材料必须在高压和高温下燃烧，但是如何人为创造这种条件，大家都没有经验。于是，从20多岁到50多岁的一群人便开起了讨论会。大家没有任何顾虑，在黑板上画图、写公式，提出自己认为可行的方案，然后进行计算，气氛非常民主。”
1966年底，杜祥琬和另外两个青年组成的热测试理论组，带着予估的中子和伽玛谱的理论数据赴试验基地参试，获得成功。这是一次氢弹原理试验，是我国掌握氢弹的实际标志。当时的新闻公报里只称为“一次新的核试验”。杜祥琬回忆说：“当时戈壁滩刺骨的寒风和‘文革’阵阵恶浪在大家心中投下的阴影，都挡不住试验成功带来的激动和喜悦。”
20世纪60年代，中国“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上，那里气候恶劣，冬季漫天飞雪，最低温度达零下40度。尽管后来基地迁到四川，但戈壁深处的试验现场寂寞荒凉，风沙大，水质又极恶劣。“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杜祥琬作为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的负责人，和其他科研人员一样，摒弃世事纷扰，埋头事业，年年都有一半时间抛妻别子，奔波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各研究基地和试验现场，或在计算机旁全身心投入繁杂的理论计算，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
杜祥琬和同事们在1992年出版的《核试验诊断理论》一书的扉页上饱含深情地写道：“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草原、山沟、戈壁滩上和计算机旁为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献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人们！”后来有人评价这批当年参与核研究和实验的科学家时说：“他们心中只装着国家和民族，唯独没有自己。”
1971年，杜祥琬参与了向周恩来总理进行核试验汇报的工作。1975年在新一代核武器研究的开创时刻，他受命重组中子物理学研究室，针对新一代武器存在多个复杂过程的要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和一线攻关工作，提出了研究方向与课题及多种热测试手段，发展了新的物理思想和方法，为新一代武器设计和试验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
杜祥琬和他的同事们出色的工作，使我国的核试验诊断理论在与试验密切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满足了武器研制所需的多种信息量及精度的要求，形成了系统的核试验诊断理论。与此同时，他主持研究室深入进行了核武器中子物理学精确化的研究。中子学理论计算的精确化是武器小型化和精密化的基础，它为新一代武器设计与试验的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而这些都是在当时苏联、美国等核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密封锁，没有任何外部资料和信息的情况下完成的。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他主编了内部出版的《核试验诊断理论》。他还把工作延伸到核军备控制物理学，出版了《核军备控制的科学技术基础》一书。
“凝结了集体智慧的这段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后来，当有可能与国际上的同类工作比较时，发现我们的工作不仅有独创性和特色，而且有较高的应用效益。”杜祥琬这样概括“核研究”的成果。
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这一切核研究都在秘密地进行——特殊的事业注定了杜祥琬和他的同事们要成为“无名英雄”。“我们这一拨人就是要献身的。美国有这么一拨人，俄罗斯也有这么一拨人，一个国家没有这么一拨人是不行的。”杜祥琬为自己能献身祖国这种特殊的事业而感到自豪。
倾心基层 集体攻坚
1975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工作了11个年头的杜祥琬，因为工作成绩突出，领导准备任命他为副所长。这可急坏了37岁的杜祥琬。科学研究再难他可以逐步攻下，工作条件再苦也可以克服，而如果当了所领导，就意味着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要大为减少。为此，他诚心诚意地去找上级领导说：“我要多做点具体工作。”同时，他还动员能理解他的同事们为他说情，反复表达自己留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真诚愿望。最后，周光召所长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直到1984年他才被任命为副所长。杜祥琬说：“这为我争取了9年宝贵的科研时间。”
1987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准备任命杜祥琬为副院长，据说主管中物院的二机部连任命书都已经起草好了。当时刚刚参加国家“863”计划专家组的杜祥琬就一级一级找领导，一直找到二机部的部长，诚恳地表示：“这个副院长我还是不能当，因为国家‘863’计划得全力投入。”同时，他还请出王淦昌等老科学家为他说话。由此，他再次放弃了一次提升职务的机会，在基层工作的时间又得以延长了7年。直到1993年被任命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
1991年4月，杜祥琬就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他带领来自各高校、研究所不同学科的专家群体，组成庞大的“联合舰队”，在强激光各个领域展开“攻坚战”。经过艰苦卓绝的群体攻关，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舰长”，在存在多种不确定技术途径和高风险的情况下，杜祥琬主持研究和制定了符合国情的发展目标、研究重点与技术途径等发展战略与实施方案，开拓了我国发展新型强激光技术的道路，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技术途径正确、关键技术扎实、可跨世纪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路线。将“863激光技术”主题调整到符合国家需要和科技发展规律的轨道，在较短时间内，把我国强激光和强微波技术的研究推进到国际先进水平。
杜祥琬从事的工作应用性很强，但他深知应用研究必须深深植根于基础研究的肥沃土壤之中。在从事核研究时，他深感基础核数据的重要，在几位老科学家和领导机关的支持下，成立了由原子能院牵头的中国核数据中心，建立了由几十个研究单位和高校参加的工作网。作为中国核数据委员会副主任，他从需要分析的角度推进了我国微观核数据水平的提高。在钻研核反应堆物理学中的变分法的基础上，他推导了核装置的若干积分量对微观核数据的敏感度公式，负责建立了我国核武器研究的第一个中子学敏感度计算程序。在深入分析物理图象的基础上，他提出了“非线性中子输运方程”的概念和解法。
20世纪80年代针对伽马射线激光和强激光核聚变研究的需要，杜祥琬和同事们对原子分子数据进行了系统的调研，并联合国内10个单位成立了中国原子分子数据研究联合体（CRAAMD），持续进行了15年的工作。他常对这支高科技团队的科研人员说：“我们从事的体现国家意志的任务是一篇大文章，大家在做好这篇大文章的同时，也要重视学科性的小文章，用小文章支撑大文章。”
杜祥琬是从事理论工作的，但他深知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的重要性。在从事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时，他同从事试验测量的试验物理工作者保持密切的合作。在试验前进行“事前予估”，试验后进行“事后分析”，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在负责“863”计划激光专家组工作时，他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一个“先期技术集成实验”系列，并于1995年至1999年间成功实施。作为实验领导小组组长，杜祥琬和大家一起制定实验方案，特别是在分解难点的基础上，科学地拟定每次实验前的“预备实验系列”。在实验现场，他和大家一道分析、切磋实验中的现象和问题，研究解决的办法。这个在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自然就是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
回顾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杜祥琬感慨地写道：“成功是每一个奋斗者所渴望的，但值得纪录的不仅是成功。崎岖不平的道路，始料未及的问题，为克服困难、 解决问题付出的智慧和创造，这些才是成功之母，是更为深刻、更有教益、更富价值、更为激动人心的。”
“国家‘863’计划实施以来的20年，是我最为繁忙、压力最大和绞尽脑汁的20年，也是学得多、进展大、体会深的20年。这是一段从事大科学系统工程研究的宝贵实践。”杜祥琬这样概括“光研究”的经历和体会。
杜祥琬的学术成就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瞩目。作为中国强激光领域的“领头雁”，他经常往返于世界各地，参加基础性的学术交流。
“院士诗人” 育才情怀
有人认为，搞自然科学的人都是单调的，生活是枯燥的。然而，杜祥琬却感情丰富，爱好广泛。尤其是他的文学根底比较深厚，并有“院士诗人”之称。
看到白桦树被“剥皮”的苦痛，他痛心疾首，写下《白桦的无奈，良知的呐喊》一文，呼吁“林木存亡，匹夫有责；保卫生态，迫在眉睫！”做客在秃山荒岭中建起的科研所，他感慨：“地处边陲，生活清苦，是一种精神、信念凝结了一伙人；官兵和谐，内部团结，是一种情感，使他们聚而不散。”路过贝加尔湖，他抒发情感：“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几万年来，贝加尔静观自然界和人世间的变迁，以它博大的胸怀温暖过流浪汉的心……像世上任何真正美好的事物一样，贝加尔不仅有着美丽的外貌，更有着美好的内在世界、独特的性格与文化。”在静观降雪的沉思中，他赞美道：“雪是美丽、是丰厚，是和平、是温柔。世界需要雪。”
而当“两弹”元勋邓稼先去逝，杜祥琬痛心疾首——“筑成大业入史册，深沉情爱留人间。世上之人谁无死？精忠报国重天山！”2005年，被杜祥琬称为“良师益友”的彭桓武90寿辰时，他以一首诗表达敬意：“物理理论功底深，严谨治学见精神。辛勤耕耘育人才，两弹事业立功勋。九十春秋求深新，学界泰斗仍谦逊。肃然起敬前辈师，童心不泯永献身。”
人才是最宝贵的。杜祥琬在工作中注重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特别关注青年一代的成长。1991年，他担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青年激光学术交流会”，还设立了“激光技术青年基金”，把有潜力的中青年业务骨干安排在实验总指挥、专题负责人的岗位上进行锻炼。
杜祥琬深知，“863”计划开创的战略高技术事业是一场长期的国际竞赛，需要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在《抒怀——赠青年朋友》的诗中写道：“人生脚步坚实走，众友齐心同奋斗，艰难磨砺开新路，并非闲白少年头。少年头，后生可赞，再织锦绣！”
近年来，杜祥琬被聘为数所知名大学的顾问，除培育了几十名博士生、硕士生外，还利用外出开会、参加学术活动等机会，到一些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为渴望成才的莘莘学子和年轻的科研人员讲课，鼓励他们发扬老一代科学家的精神，用自己的学识报效祖国。
杜祥琬奉献爱心，资助多名优秀贫困大学生的事，更是被传为佳话。有的学校还用他资助的经费设立了“杜祥琬院士奖学金”，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当记者谈起这些事时，他平静地说：“我这一点儿资助是微不足道的，只是表达一点儿心意。同时，这也是我了解社会，了解大学生的一个渠道。”
杜祥琬的夫人毛剑琴是他北京大学的同学，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第一位女博士，现仍担任该校教授。拿杜祥琬的话说：“‘文革’中，我们同甘的机会不多，共苦的考验很长。在那些灾难的岁月，我们两人总是在风雨中同行。在我极度繁忙的工作中，她给了我足够的理解和支持。”为此，杜祥琬写了一首诗：“共渡灾难时，困苦见真心。支持我事业，安慰不顺心。内外重负荷，凡事皆认真。但愿人长久，共勉知我心。”
“几十年来最深的体会之一是‘学无止境’。”每当工作转入新的阶段时，杜祥琬都会认真学习和钻研新的知识，在把握工作全局的同时，力求学得深一些。在他卸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工作不久，2002年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他除了负责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外，还分管能源学部的工作，他又以相当大的精力学习与能源有关的知识，比较系统地参加了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的研究，特别是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及国际合作，发表了《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等论文。他还主持了“反恐科学技术问题研究”的咨询课题，组织几十位院士和专家完成了四部专著和四部科普丛书，他提议并主编了《公众应对恐怖事件常识》一书，这本通俗读物采用图解的形式告诉公众有关爆炸、生物、化学、核与辐射恐怖活动的基本知识、应对措施。
铸国家基石 做民族脊梁
在采访中，杜祥琬谈得更多的是他对科学精神的思考，对创新思想的感触。他曾在清华大学作过一场题为“做民族的脊梁”的演讲。“铸国家基石，做民族脊梁”这句话后来成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训”。从这句话开始，回顾几十年的科技生涯，特别是结合老一代科学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奉献精神，杜祥琬畅谈了他对科学精神和科学家品格的看法。
“有幸从事科技事业的人，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为科技事业献身的精神。”杜祥琬说，“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其根本目的都应该是造福于全人类”，因此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是科学家的首要品格。杜祥琬举例说，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科技发展中，有很多这样的榜样科学家，如“健康生命全不顾，精忠报国重天山”的邓稼先；如在飞机失事被烧死的时刻，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使两人腹部间装有重要机密资料的公文包完好无损的郭永怀等。他们不仅创造了载入史册的业绩，也创造了与崇高事业相称的核心价值观——“铸国家基石，做民族脊梁”。以此为背景，杜祥琬在2006年欧美同学会论坛上作了题为“新时代‘海归’的继承和创新”的演讲，在青年朋友中激起了十分热烈的反响。
杜祥琬强调的第二个基本品格是唯真求实，无论搞基础科学还是搞应用科学，都必须脚踏实地、潜心钻研。他说，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比如激光研究，出光就是出光，没出光就是没出光。“100件事，做好了99件，还是出不了光，必须做到百分之百。”远红外自由电子激光就是一项这样的研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一支青年团队，攻关数年，未能出光，这样长期“坐冷板凳”，很不好受，有的人几度想要放弃。杜祥琬从科学技术上分析自由电子激光无可替代的优点和可行性，为他们打气加油。经过8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在2005年成功出光，并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基础研究成果的第三项。他认为，精密的高科技研究，容不得一点浮躁，不允许半点马虎。在今天的中国科技界，尤其要提倡远离浮躁、静心钻研的学风。
杜祥琬谈到的第三点是创新精神。他说，20世纪物理学突破了已有的概念，创立了革命性的新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探索的终结，人类的未知远多于已知。科学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和集成创新也将是永无止境的。对已有的成果说“不”，对权威说“不”，既需要有敢想敢说、追求真理的勇气，更需要严谨深入的实干精神。他认为，整个科学技术史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不断跨越的历史、人才辈出的历史。自主创新能力是核心的竞争力，在今天的中国更要提倡开放的自主创新。
杜祥琬对哲学一直很感兴趣，早在上中学时就喜欢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通俗哲学读物，并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和科技领导工作中，自觉运用哲学思想作指导。他深有体会地说，作为一个工程科技工作者，我特别感受到工程实践中哲学问题的丰富，它存在于工程活动的全过程。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要学习、研究和运用工程哲学，力求具有较好的哲学素养。他概括说，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实践都需要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需要哲学的思维和智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仅是思想方法、思维武器，也是可以转化为物质的精神力量。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精深的哲学造诣是科技工作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也是历史上许多卓越学者的共同品格之一。
“从核武器到强激光，都是体现国家意志和利益的高科技。我生活轨迹上的每一次转折，都是由国家科技发展的需要决定的。”在即将结束采访时，杜祥琬深情地概括说，“几十年下来，我形成了理论和实验紧密结合的习惯，形成了和众多同事一道紧张工作的习惯。大家配合默契、连续奋战，共享科研实践中的焦虑和欢乐，生活清苦而富有成就感。我确信，能有机会为祖国的富强和老百姓扬眉吐气做一点儿实际工作，那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是任何物质享受无法比拟的。”
杜祥琬名片
杜祥琬，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原籍开封。1964年毕业于原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现任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兼任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强激光与粒子束》期刊主编、强辐射重点实验室主任、大气光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短波长化学激光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原子分子纳米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等。曾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专家组首席科学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2000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起，任国家能源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成员。
编辑：碧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