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想起杨周翰先生。他是已故师辈人物中经常引起我怀念的一位，虽然我跟他接触甚少。
杨周翰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教授，以曾获牛津大学过硬的学历与讲得一口地道牛津腔英文而闻名。上个世纪整个下半期，中国高等院校文科所有的学生，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他。那个时期，以他为主所翻译的两本出自苏联学者之手的欧洲文学史论著，曾经是大学生们所能读到的这一领域惟有的两本史著；到了六十年代，他所领衔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此类论著，很快成为高校文科必读书与教材，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仍然如此。与他并列主编的还有北大的两位著名教授吴达元与赵萝蕤，而参加其中个别章节编写的还有冯至、田德望、闻家驷、朱光潜、沈宝基、盛澄华以及戈宝权、杨耀民等学界名人，此书的编写实际上集中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所有文学史教学的精华。作为领衔的主编，杨周翰的重要学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大军团”合作的项目里，往往很难看出参与者各自独特的学术个性，《欧洲文学史》甚至没有说明哪一章哪一节是由谁执笔。学者的精神素质、兴趣所向往往只能从其个人的学术文化作为中看出若干端倪，而且还得看学者本人是否有此自觉，以及社会大气候是否提供了可能。据我所知，杨周翰除了在北大教书育人并主编此书外，在译著方面，主要是翻译了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与奥维德的《变形记》，在撰著方面则留下一部关于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的专著。
在当时，译介与论述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几乎是时髦成风的时期里，他所潜心致力的这几个项目全是“冷板凳”，而且，其难度也显而易见，至少两部罗马史诗的翻译要求译者精通拉丁文，而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研究对中国人显然也较为冷僻，但对于近代欧洲的文学艺术发展却是不可忽视的源头。在这里，杨周翰表现出了一种纯粹古典的文学趣味，一种长途跋涉、究本求源的学术热情与不畏艰辛的治学态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绝非平凡之作，它的论述范围完全达到了文学史的广度与规模，而论述的深度却大大超过了即使是很具分量的文学史著作，而达到了专著专论的精深。以我之浅见，它是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最有分量的学术力作，甚至直到今天仍可以这样说。
在北大时期，我们是抬头仰望着杨周翰在高高的学术舞台上的活动；大学毕业后，我有幸蹭上了这个平台，得以比较接近杨周翰。先是因为杨周翰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委，而我正分配到这个刊物的编辑部当翻译、编辑，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全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中心，经常举行一些会议与学术活动，杨周翰从来都是被邀请的重要来宾，而我作为“中青年业务骨干”总有机会参与这些活动，这使我有了一些与杨周翰“同会”的荣幸，虽然从来没有“共事”的经历，甚至从来没有学术上的交往。
我所见到学术场合上的杨周翰是一个绅士风度十足的人，他这种风度不是表现在衣着上，而是表现在谈吐和行为举止上，特别是在由于教养、由内而外却难以言传的气度上。当然，他的衣着也很整洁、合身、讲究，虽然他经常只穿布料的中山装，几乎从来不穿正式的西装。当然，他的行为举止中也有那么一个令“同会者”颇为头疼的习惯，那就是他抽烟，而且烟瘾不小，但你不可否认，他抽烟的身姿与手势均甚为优雅，绝无瘾君子那种洋洋自得、摆谱作秀、旁若无人的狂态。应该说，他在场面上有一点著名学者似乎不可免的那种威严，如果说“威严”过重了一点，说矜持是蛮可以的。的确，他不苟言笑，谈吐虽然得体、平和，却并不那么使人感到亲切，风格显得古板，似乎颇得严谨的英国绅士之真传，至少是英国风习熏陶的结果。对同行同辈，他都彬彬有礼，但显然很有距离，甚为谨严，甚至有点“端着”、“挺着”的味道，在我这个“静观者”看来，他的神情神态中，仿佛总有一种沉郁的成分，也许是他某种内心状态的外化与流露，究竟是什么，我始终说不清。直到他去世后，我听说了他的某些“存在状态”，才有了若干理解。
也许我只是较远处的一个后辈，因此，从我个人极少的几次接触中，杨周翰先生倒是充满了善意与热情，特别使我感到平易亲和、坦诚率直，完全像一个宽厚、慈祥、热心、有亲和力的长者。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次会议的间隙，我在过道里遇见他，他突然主动问我，对比较文学感不感兴趣，还说，“我觉得你有条件做些比较文学方面的工作”，然后告诉我，次年有一次比较文学的国际会议将要在国外某地召开，如果我有兴趣的话，他可以介绍并推荐我赴会，并参加有关的国际合作项目。众所周知，从八十年代起，中国学术理论界就产生了一股强旺的比较文学热，高等学校里大有文科师生言必称比较文学之势，但真正有资格、有条件从事这种研究的人士并不多，杨周翰则是其中的佼佼者。说实话，我当时非常受宠若惊，且不说被推荐去参加会议与项目，仅仅“有条件去做”一语就使我大受鼓舞，我感到他显然关注到了我从批日丹诺夫到对萨特作重新评价等一系列学术活动，并明显地表示了赞赏的态度。也许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很少得过什么“知遇之恩”，所以对他当时这一主动热情的建议，的确产生了感恩之情。但由于我“胸无大志”，总觉得自己连一个国别的文学还没搞透搞到家，还是先不要扩充疆土、跑到世界各大国文学之间的空旷地带里去高谈阔论为好，更主要的是，我正忙于完成自己的三卷本《法国文学史》，实在无暇他顾，因此，一直没有响应周翰先生的召唤，此事便不了了之，实在辜负了杨先生的一片厚望。
另一次则是更为短暂的相遇。也是在大家同赴一次学术活动时，在大厅等电梯不期而遇，杨先生像填充空隙时间般随便对我说了一两句话，却令我终生难忘。那显然是一个长者对一个后生表示赞许的话，使我当时就心头一热。他这样说：“你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我看过一些，我没有想到你还能写得一手好散文。”我当时感到，他指的大概是我那些观赏巴黎人文名胜与拜访巴黎名士的散文随笔，对那些文章的社会反应我虽然也略知一二，但是得到我所敬重的师长当面首肯却是第一次。我当时只来得及语不成句地嗫嚅两声以表自谦，就到了进电梯上楼的时候了。
还有一次，同在南京参加外国文学研究会的年会，当时在南大任副教授的程曾厚盛情邀请杨周翰、郑克鲁与我去他家作客，以美味佳肴款待。杨先生比我们三人都年长许多，他应邀出席，在我看来颇有点“屈尊”。但在整个活动中，他亲切平和，谈笑风生，与我们完全打成一片，实无平日尊严、矜持之态，就像我们一位年长的“哥儿们”。
在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界，因为杨周翰待人处世矜持，平日不苟言笑，时有沉郁凝重之态，不止一个人认为他“有架子”，“为人孤傲”。在这种冷色调的背景上，我心目中却始终保持着他以上两三个热诚和善的人情人性关怀的亮点。
杨周翰先生于1989年离世，听说，癌症确诊之后，他仍保持着对文化学术工作的热忱，还和人谈起自己种种有待完成的工作与项目，但他终于未能抗住病魔，没有多久就逝世了。
他去世后，我陆续听到若干对他的叹惋。原来，在现实生活中，他活得并不顺心，并不尽如人意。最明显的一点是，虽然他与夫人王还教授，可谓英美语言文学界的精英夫妇，可是他们的两个孩子却由于“文革”、上山下乡，而丧失了正常的学业，当时都没有能上大学，因此就业与工作都曾受到影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作为知识界的精英，眼见自家的文化知识之“泽”还没有到他自己身后即一斩而断，其内心的不平静与苦楚是可想而知的。而杨周翰的学术际遇竟然也颇不顺心，常有不得志处。据说，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学术职称的级别上，一直屈居人下，直到他逝世前不久才有所改变，虽然他的学术业绩、学术作为一直都是显著卓越的。说实话，我听说这一不平时深感意外，没想到会有这种事。人生就怕碰见这种同类之中彼高此低的不平，此种人为的区分平添了人世的一些扭结。今天，我自己觉得，对杨周翰的凝重、矜持似乎又多了一点理解。既然要面对不平，而它又被盖上了权威的图章，并且无时无刻不固化在现实的待遇里，刻印在周围人们的潜意识中，那么，采取一种凝重、沉郁、矜持的态度予以应对，就是再自然不过，再合理不过的了。这只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含蓄的摈拒，是一个强者为了不丢失自我所采取的自持自尊的姿式。倒是我等后辈从个人的接触中，见到了那个脱却矜持、热诚率真的杨周翰。
编辑：碧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