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物

一个人的大写人生

发布时间:2008/01/04 信息来源:信息来源:山西新闻网1月4日 编辑:碧荷

 


 

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子孙后代,是华夏儿女的责任

任继愈是著名学者、哲学家,有“学界泰斗”之称。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他在耄耋之年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奔走呼号。他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1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主持编写工程浩大的典籍《中华大典》与《中华大藏经》。

一次与毛泽东的谈话导致了宗教研究所的成立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一干便是20余年,直到1987年调任北京国家图书馆馆长。而今,这位“国宝”级哲学大师还出任社科院宗教所的名誉所长。

采访时,任继愈说:“毛泽东对宗教问题始终是注意的,这一点我原来没有领会,和他交往几次,体会比较深。我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泽东都看过。”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就说:“你的文章我都看过,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 “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就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他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写到:“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

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学说,在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

一次“小长征”奠定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他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任继愈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一家名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上完了小学,中学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就读。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历了60余天、行程700多公里路的“小长征”,任继愈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震撼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着中华民族坚定的信仰和强大的凝聚力?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因此,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的思想前行不止。

任继愈对哲学寄予厚望: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

一套藏经的“文化苦旅”牵动他半个多世纪的心愿

任北京国家图书馆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引起社会的注意,并逐渐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任继愈说:“《赵城金藏》是北宋《开宝藏》覆刻本,装帧、版式保有《开宝藏》的特点,在《开宝藏》散失殆尽的情况下,不论在版本方面、校勘方面,它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后,对这样一部珍贵的典籍自然是虎视眈眈。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广胜寺力空法师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连夜组织人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城金藏》运出,历经辗转,最后藏在窑洞内,派人看管,终使国宝珍品得以保全。早在读大学的时候,任继愈就听说了关于《赵城金藏》的遭遇。

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时任校长的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任继愈向我们介绍说: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一张张揭开。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将《赵城金藏》修复完毕。

任继愈供职国图,自然对这些镇馆珍宝尤为重视。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不同于文物,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迹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惟独没有古书。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迹,也需要保护。经过批准之后,设立了项目,并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加了有关工作。现在,任继愈又在致力于《中华大藏经》的续编工程。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任继愈多年来孜孜以求,专注于这项造福后人的事业,却每每感叹于事业后继乏人。“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比较现实,哪个地方给的工资高,就去哪个地方,全然不考虑理想,不考虑有没有兴趣。有的年轻人不愿意开荒,只愿意收获。”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古的东西我熟悉,多做一些资料积累,后人用起来方便。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古籍整理工作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感到有些青黄不接。古籍整理不能急于求成,搞短平快不行。古籍整理是深加工,我们不是出铁矿砂,而是要出钢材。”任继愈听似朴实的话语里透露出深沉的寓意。

一个“文保”代言人提出使命般的告诫

在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了20多年,任继愈却不信任何教派。他认为,在21世纪科学思想普及的年代,我们的观念不能停留在崇古、迷古的水平上,而应当理解古人为认识世界、追求真理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2001年,哲学、宗教、儒教、佛教、道教兼通,并且在每一领域都作出过独到贡献的任继愈出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任继愈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之长城篇形象代言人,文案由任继愈亲自审定,画面上天坛、兵马俑、圆明园烘托着巍峨的长城,任继愈的“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子孙后代,是华夏儿女的责任”的负有使命般的告诫,震撼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

前不久,任继愈从馆长的任上退下来,却没有完全赋闲在家,他依然牵挂着国图的古籍整理工作。每周一、四的上午,他在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接待访客。其他时间全放在《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上。对一位年近九旬高龄,视力又有障碍的老人来说,工作的困难可想而知。

告别时,老人在签名本上留言“生也有涯,学无止境”。走近老人就像走进一座图书馆,与老人对话就像读一部大书。


 
编辑:碧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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