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晚一教101，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干春松教授，在“经学、孔教与改良——康有为的儒学与政治”讲座中与北大学子分享他多年研究见解。此次讲座由哲学系教授、儒学研究院院长助理杨立华教授担任嘉宾主持。

讲座中，干春松教授首先讲述了康有为作为今文经学家的传奇一生。18岁，康有为师从朱九江，23岁，康有为初治公羊学，这些为他一生的经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用几何方式的类比阐释了“平等方符合公理”的初步思考。1890年，康有为拜会今文经学大家廖平。这次会面让他更深刻地拓宽思维，也直接推动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诞生。随后，康有为撰写《春秋董氏学》，“公车上书”，创办报刊，将经学思想与他的政治设计相结合，试图应用于救国实践，最终却迎来了历史的当头棒喝——“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

“如果说之前的经学思想是生吞活剥西方制度，那么他为四书作注开始，便意味着康有为理论的成熟转型。”干春松教授说道。海外流亡期间，康有为仍不断研习四书并为之作注，干教授认为，1901-1902年的这些著述融入了康有为个人的众多思考，是康有为力图使传统经学与现代社会结合的进一步探索，从而形成了他对未来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思考。其“物质救国论”也颇具先见之明。康有为在这一理论中阐述了“中国落后是因物质生产力水平而非价值观”的观点，及至今日，仍然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电影《盗梦空间》一度很火，里面有很多维度的空间，正如康有为的‘三世观’，其核心便是中、美、非洲处于发展的不同空间维度。”康有为的“三世”思想影响深远，干春松教授解读道，公羊“三世”的图景是社会发展须经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不断完善。

在康有为“三统”、“三世”的重要思想中，孔教成为“据乱世”至“升平世”的必需之“魂”。康有为曾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人，孔教当为首先标志。”

梁启超曾评价，康有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近于马丁•路德的“宗教”贡献（即大力推崇孔教为国教），可惜延续至今，其思想精髓却广泛被人误解。干春松再次提醒，康有为的“国教运动”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政教合一”，相反，康有为极力提倡信仰自由，认为孔教与佛教、道教的传播并无冲突。建立孔教，是为避免严重的文化危机，其现实上，也是解决宗教间冲突常模糊转化成政府与宗教间冲突之问题的有效途径。然而，这位洞察历史、忧思中华文化之流失的先知却处境悲凉，一直被斥为“帝制复辟的精神领袖”。

在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中，最为典型的是君主立宪思想。通常看法是，君主立宪的思想相对于清朝封建统治稍显先进，但在后来的中华民国初期仍然坚持，便属“落后保守，执迷不悟”。然而，康有为的思考却是，君主必须保留，这与他的“中国”观念有关，他指出中国版图自清朝而来，有根有源才有了其政权的合法性，因而，必须保留爱新觉罗氏的君主地位以示其合法。康有为反对袁世凯称帝，也是认为其不够资格，真正有资格当“无用之用”君主的是爱新觉罗•溥仪或衍圣公（即孔子后世嫡孙）。

大道学术系列讲座由北大哲学系、儒学研究院和《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儒行社协办，定期邀请知名学者主讲，从去年三月开办以来，已举办了七场讲座，邀请了汤一介先生、王博教授、杨立华教授、陈少明教授、李中华教授、杜维明先生和干春松教授做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