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应北京大学文武学社邀请，周秉德女士作客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作了题为《在身边感受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的精彩讲座，讲座结束后，记者对周秉德女士进行了采访。

“二代”、“三代”：平民意识VS特权意识

“伯伯、七妈要求我们自强自立，不能因为伯伯而有任何特殊化。”

——《我的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女士在讲座中谈到：伯伯（周恩来总理）和七妈（邓颖超女士）从小就着意培养他们的平民意识。“小时候我们上下学都是坐公交车，一次我上小学的弟弟妹妹放暑假，因为有行李拿不动，于是写信给七妈要求派车来接，结果七妈派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叔叔来，雇了两辆三轮车把我们的行李拉回家，还批评我们说汽车是给伯伯工作用的，小孩子不可以享用。”

这样的成长环境和教育使得周秉德女士对于现在社会上“二代三代”的问题格外有感触，她认为“二代”只是为人子孙的身份事实，并不是什么值得认可和鼓励的说法。因为有些“富二代”、“官二代”的行为失当，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一个被关注的特殊群体。另一方面，“二代”们的发展也是因人而异，周秉德女士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并不是所有的二代都是拼命地会往上趋炎附势，我就不是这样的，还有很多也不是这样的。有很多人只是默默无闻地去做踏踏实实的事。”她还表示：“如果有的人纳入到这个圈子，那就应该更好地接这个班，而不是毁掉上一代的荣誉和做成的事业。”

周秉德女士认为，当前屡现“富二代”、“官二代”的恶性事件说明社会风气并不健康。当干部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谋求利益的。父辈们要有平民意识，才能教育孩子不搞特殊化，孩子自然也不会有特权意识。“官二代”、“富二代”的不良风气“要从根上纠正，从最高的层去纠正，没有从高层去纠正是改变不了的”，要从社会体制和精神层面两方面着手，比如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一起就餐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率。

职业选择：国家社会VS个人“钱途”

“职业选择的标准，就看国家的需要。”

——《我的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女士在讲座中提到，她初中毕业后，受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的影响，立志成为一名乡村女教师。于是她放弃了上高中、上大学、日后留苏的机会，选择去读师范学校。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前夕，她又一次放弃了在师范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选择去当一名小学教师。她曾在作文里写道：“现在许多学龄儿童不能入学，一个主要原因是师资不够。国家培养我们三年，我们应赶快加入到教师行列，让所有该入学的儿童有机会入学。”

“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老一辈人单纯而坚定的理想。反观我们今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思想观念上却也更加浮躁。车子、房子成为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尺，“前途”也为“钱途”这样一个实际的个人功利目标所代替，“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已是一句过时的口号。

但在周秉德女士看来，在当今社会，年轻人更需要有一种胸怀家国天下的长远眼光。对于现在青年们的职业选择，周秉德女士表示了作为一位长辈真诚的关心，也从周总理对她的人生教育中给出了回答：“年轻人应该有更淳朴的思想，能够看得更远。比方说如果大家都在北京，都找不到工作，但是你要是到青海、甘肃那些地方去，你就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干，你的专业、特长，而且那边人才少的话从长远来看会更有利于你的发展。但是现在许多年轻人可能人生经验还是少，不免有时候会随大流，比较短视，只看到眼前，只求高工资，好待遇。”

代代相承：无悔的奉献

“在完成历史任务和延长自己的生命这两个无法两全的问题上，伯伯选择了前者。生命等于工作，在伯伯来说不是一句空话、大话。”

——《我的伯父周恩来》

在提到周恩来总理经常不眠不休通宵工作的时候，周秉德女士的语调带着淡淡的伤感：“这种工作习惯当然不好，但是他不得已，他的事情太多，这对他的身体肯定是有损伤的。本来他的身体是很好的，但是新中国的事情，尤其是之后的一次次运动弄得他又忙又苦，他不应该是七十八岁（就过世）的，他本来身体很好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总理的一生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注解。

总理的家人也在他身后以不同的方式默默地付出着。周秉德女士就曾因中苏关系问题拒绝了一位留苏归来青年的感情，她的弟弟也放弃了报考清华大学的机会而选择参军入伍，成为当时城市青年入伍的表率。作为总理的亲人，周秉德女士以及她的父母弟妹在感情和事业上都有牺牲；但当记者问到“如果让您重新选择一次，还愿意当总理的侄女吗？”周秉德女士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因为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我也有这个信念，他可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地更好，把我们的风气带动地更好，这也是我的愿望，没有问题，我一点都不后悔……我觉得我没有牺牲什么。”

访谈最后周秉德女士表示，对总理人格魅力和精神的介绍，并不是一种宣传，而是“希望大家能知道（总理的精神），不仅是知道，而且要能沉淀在内心深处，能够有效果地去指导行动，这样才有意义。”

编辑：焱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