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的课堂里，除了北大的正式学生，还有不少旁听生。这是自北大创办后，一直存在的现象。现代文学大家沈从文、丁玲都曾经在北大旁听过。

改革开放后，到北大旁听的青年学子数量更多。本文作者柳哲，20年前，独自一人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开始了北大旁听生涯。

和大多数旁听生一样，他经历了诸多的艰辛：为了生活，不得不节衣缩食，甚至住进储藏室；为了能进图书馆读书，他找教授做担保。尽管如此，他在北大旁听的生涯中，更多的是享受知识和思考带来的快乐。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他也由浙江省一个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成长为独立的学术研究者，并凭借一己之力，创办了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曹聚仁研究会、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中华姓氏大讲堂、世界姓氏文化促进会等公益机构。

北大旁听生涯，成为柳哲一生中最为难忘的记忆。在旁听生眼中，北大教授有着不一样的心胸和气度，而正是这些教授，给他们的一生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教授担保帮旁听生办借书证

1989年，我高考落榜后，先后从事过语文代课教师、浙江省浦江县曹聚仁资料馆筹办负责人等工作。虽然我的工作能力受到大家的认可，但由于没有大学文凭，26岁时，我还只是浦江县图书馆工作的一名临时工。

在浦江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偶然认识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当时我写信给他，表达了想到北大中文系深造的愿望，他很快回信给我，欢迎我到北大中文系进修。1995年底，我辞去了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过完春节，我便带着家里所有的积蓄3000元钱和几十公斤关于曹聚仁、柳贯及家谱等方面的研究资料，来到了北大。

1996年3月14日，我到北大的当天，年近六旬的张先生陪我去教务处办理进修手续。一打听，进修一年的学费要3000元，我愣住了，带的3000元钱，如果办理正式进修手续，吃住也就成了问题。这时北大一位教授建议：“一般来北大进修，都是为了拿个结业证，方便回去评职称。如果你只为了求学，不如在北大中文系旁听，也就不需要交一分钱了。”

我采纳了这位教授的建议，选择了一门费用最低，而自己又比较感兴趣的“唐宋散文研究”的课程。交了80元钱后，我在北大成教学院领到了一张单科进修的旁听证，正式开始了我的北大旁听生涯。后来，张兴根先生还为我担保，办理了借书证，这样我就可以尽情在图书馆读书了。

在北大4个月后，我从家里带来的3000元钱，已经所剩无几。当时，我把日常的消费常常控制在最低点，有时窘迫到一顿饭只吃一个馒头加点白开水。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北大校园里转悠，发现一栋教学楼后面有一个废弃的小储藏室，而且没有锁门，这个储藏室只有四五平方米，不通水电，我就自作主张，偷偷住了进去。我找来砖头和木板，搭了个简易的床铺，就在这里住了下来。我还给这间陋室取了个雅号：“静心斋”。那段时间，白天，我去北大课堂听课听讲座；晚上，在北大图书馆读书；晚上10点之后，我则回到自己的小“蜗居”，在微弱的烛光下写听课笔记和日记。

可惜，好景不长，没几天，我偷住的“静心斋”被保卫部人员发现，无奈只好搬出小屋。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在学习之余，想办法挣钱养活自己。

我在北大的公告栏里，看到有一家数据库公司，在找人代抄论文目录。我报名后不久被录用。那几天，我从北大坐公车去中科院的一个图书馆里，找到那些论文，认认真真地抄写，一丝也不敢马虎。当顺利完成公司的抄写任务，领到每小时七八元的抄写费时，甭提多高兴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打工挣钱，虽然数目不多，但增加了收入，减轻了父母的负担，很让我欣慰。

那时，北大开始兴建教学楼和校舍，不少民工住进北大。一位民工推荐我去干杂活，帮助拆房整理砖头，一块砖头能挣3分钱。没搬几块，手指就磨出了血。想想辛苦的父母，我咬咬牙，继续干。一天忙下来，我领到了一二百元的辛苦钱，但心里乐滋滋的。

来北大旁听半年之后，我到北大出版社文史哲编辑部兼职做校对，专门负责《全宋诗》的校对。这份工作的好处就是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不影响我旁听喜欢的课程。我一般周末和晚上校对，平时就去北大听课。当时这份兼职的工资也比较优裕，每月有数千元的收入，这让我有了一些积蓄。我开始逛书店、跑书摊，买上一大摞书籍，那段时间是我求知欲望最旺盛的时期。我租住的屋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巢”。一年半后，我主动放弃了这个兼职。我开始了独立研究学问的道路，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在北大最初的几年时间，我先后旁听了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院系的课程，虽然缺乏系统，但多少走马观花了解了一番。对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北大教授们的治学路径与人格操守，有了深切的感受，他们让我受益终生。（文/柳哲）

信息来源：《北京晚报》（2015年9月22日 第34版）

编辑：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