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精粹的、经典的、学术的部分，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教养的结晶。
国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道、礼、和三字。道，内在根据；礼，外在准则；和，理想状态或终极目标。率性（天性）行之谓之道，各行其道谓之礼，各得其所谓之和。道、礼、和三字包罗万事万象，大到宇宙天体，中到人类社会，小到人类个体生命概莫能外。三字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构成一个基本由儒道释三家共同创造的天人合一，知行（体用）合一的伟大理论体系。
国学的经典构成是经、传、子。经，文本、元典，即《易》《书》《诗》《礼》《春秋》；传，解释、注释文本、元典者，诸如《礼记》《左传》《公羊》《谷梁》之类；子，实践、落实文本或元典者，诸如《论语》《孟子》《孝经》等。子以孔子为首，包括老子、庄子、孟子等先秦诸子，还有西汉董子、淮南子等，佛家最后以释子身分参入。
《论语》是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子书。后汉赵岐《孟子题辞》称：“《论语》者，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也。”南朝梁杨泉《物理论》曰：“《论语》，圣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宋代学者尹焞曰：“今读其书，即其事，宛然如圣人之在目也。虽然圣人岂拘拘而为之哉？盖盛德之至，动容周旋，自中乎礼耳。学者欲潜心于圣人，宜于此求焉。”晚明思想家王夫之说：“《论语》是圣人彻上彻下语。”清岭南大儒陈澧《东塾读书记》说：“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中。”
这里，诸家指明《论语》的基本性质和价值的同时，饶有意味的是一致尊称孔子为圣人，而且如此现象从孔子生前即已开始。
《子罕》篇多有记载：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未由也已。”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曾子也不吝赞美之词，言孔子“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孟子·滕文公上》）
然而孔子并不认为自己是“圣人”，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己矣”（述而），“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学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述而），甚至说：“文莫(黾勉)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平生努力进取，这和别人是一样的，如说我是“躬行君子”，我还没能达到，我只是好古，“敏而求之”，且“为之不厌”而已。然而在时人或众弟子眼里，孔子如此超凡，智仁兼备而博学多识，不是圣人，又以何称之？因此时人及后来学者延誉孔圣，代代不已。
孟子盛赞孔子：“金声玉振，圣集大成。”（万章下）“出类拔萃，生民未有。”（公孙丑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尽心上）
司马迁更尊称孔子为“至圣”。《史记·孔子世家》：“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为何众口一词，如是称誉？原因其实至为明确，即直接关乎《论语》之释读。司马迁说“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世家赞》）。只有了解了孔夫子的心情特性，才能真正理解其所言所行，入得论语“彀中”（钱穆语）。
朱子《论语集注》引理学家尹焞语曰：“甚矣孔门诸子之嗜学也，于圣人之容色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之，以贻后世。今读其书，即其事，宛然如圣人之在目也……学者欲潜心于圣人，宜于此求焉”；引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朱子《读论语孟子法》引程子曰：“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理学家张载说：“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经学理窟·义理》）吕希哲说:“后生初学,且须理会气象。气象好时,百事自当。气象者,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矣。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贵贱寿夭之所由定也。”（《吕氏杂志》，见《宋元学案》卷二三）
程颐说：“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圣贤气象。”又说：“觑著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熟观圣人之气象,不可只于名上理会。(《二程遗书》卷一五)或曰:‘圣贤气象,何自而见之?’子曰:‘姑以其言观之亦可也。’”(《粹言》卷一)
朱熹与吕祖谦所合编《近思录》第十四卷专言“圣贤气象”，其中对尧、舜、禹、汤、文、武、孔子、颜子、曾子、孟子、荀子、扬雄、董仲舒、孔明、王通、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圣贤加以品评比较。认为尧、舜是生而知之，文王之德似之；汤、武是学而能之，禹之德似之；孔子清明在躬，其人如青天白日,极其“明快”，其学如天地、元气，无所不包,无迹可寻。
明儒陈献章说:“学者先须理会气象， 气象好时，百事自当。此言最可玩味。言语动静，便是理会气象地头。变急为缓，变激烈为和平，则有大功，亦远祸之道也，非但气象好而已。”
所谓”圣人气象“是宋儒提出的一种理想人格类型，或曰为人生至高境界。钱穆先生称之为“宋理学家一绝大发现。”（《宋代理学三书随札》三联书店）
那何为“圣人”，又何谓“圣人气象”？还须从《论语》本体寻绎探颐。因为“甚矣孔门诸子之嗜学也，于圣人之容色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之，以贻后世。”（尹焞语）
《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的“三畏”思想显然由商周时期“上帝天道观”和“氏族先王观”两大主导观念转化而来。孔子的历史性大贡献就是把“上帝”天神送归上天，将人神分离，认为“神”毕竟是超社会，乃至超自然的存在，“非人所意而然”（董仲舒语），且并不直接干预人事。因之孔子空前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重视“知人”、“敬人”、“务民”、“事人”，只是理性地教导人们“敬鬼神而远之”。《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神是超社会，乃至超自然的高尚存在，那如何对待，即敬畏如何具体体现？孔子告诉人们适中的方式就是“斋”、“祭”。他称赞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夏禹像孝敬父母一样祭祀供奉神祗。生人有魂有魄，人死魄随身体而消亡，魂则浮游社会人群上空。故古人有言，人死为鬼。故“天命”即天道自然神，“大人”即“古”，即祖宗，即传统，即人道祖先神。而祭祀鬼神必心存敬畏，诚惶诚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因为“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那“圣人之言”又作何解？圣者，“通也”（《说文解字》），圣人既“大而化之”（《孟子·尽心下》），“无所不通”（孔安国传《尚书·大禹谟》），“纯乎天理”（王阳明《传习录》），那惟我们的氏族先王，民族之先圣先贤可以当之。而我们氏族先王，先圣先贤所言自然就成为后人世世代代所奉行不变的准则。孔子明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学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因此所谓“圣人之言”其实就是孔子所好之“古”，亦即“人道之极”（《荀子·礼论》），就是世代相承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等同于“天地之德”（张载语）而“始于天而成于人”（王安石语）的“礼”。
总之，所谓圣人气象首要表现就是心存敬畏：敬畏上天大自然；敬畏祖先、传统，敬畏父母及他人，以至自己个体生命。而敬畏是人类的属性，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表征，同时也是人类教养的呈现。因为人类是有限的存在，而只有人类有自知之明，只有人类认识到自己认知能力、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必然“有所不闻，有所不睹”（《礼记·中庸》），有所不知，有所不能；知道“死生有命”（颜渊），生老病死均非自己能力所及；知道“天生德于予”（述而）；“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故孔子语重心长地告知弟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