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有一个名字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2018年，她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又获得“最美奋斗者”和“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她就是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校友、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196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分配，樊锦诗被分配去了敦煌。此去56年，樊锦诗从大城市里青春澎湃的女孩子变成了两鬓斑白、温文尔雅的女学者。她的事迹感动和鼓舞着一批批北大学子投身和扎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而除了无私奉献、敢于直言和勇于创新外，樊锦诗身上对于科研事业的钻研精神也同样需要北大人学习和发扬。
樊锦诗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58级学生。据她回忆，在毕业离校前，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学界的泰斗人物苏秉琦先生曾找她谈话，苏先生叮嘱樊锦诗，希望她能够有朝一日为敦煌编写一份考古报告。“考古报告对于考古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像你去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考古报告就是这样二十四史的作用，必须要好好搞。”
步出朗润园苏先生住处的樊锦诗当时没有想到，恩师的这项“任务”是一项浩大而繁杂的工程，是过往还没有人完成过的工作。“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历经半个世纪，我才得以完成其中的第一卷。”樊锦诗在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中写道。
现在的人们在提起敦煌莫高窟的时候，常常能想到第112窟《反弹琵琶》壁画中的少女。那样仪态雍容，落落大方地将大唐盛世永恒定格的魅力也吸引了樊锦诗将“心收回来”，开始了在没有电力和卫生设备，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莫高窟调查生活。她和同事们喝咸水，住土房，在冬天气温只有零下20度的条件下，也要坚持在温度低到待不住人的洞窟里、被积沙掩埋的岩壁间临摹壁画，调查保护和研究文献。
在敦煌的日夜，樊锦诗并不是没有想过回到大都市来，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代敦煌人身上都背负着无法承受的伤痛。但每当她想“打破敦煌人的宿命”时候，总会想起苏秉琦、宿白等老前辈对于敦煌研究的谆谆叮嘱，总会想起“洞窟里那尊禅定佛”。她曾反复问自己，如果离开敦煌可以做什么，也许是可以有权利和正常女人一样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在艰难的抉择中，她还是听从了内心深处的召唤，“如果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樊锦诗最终选择了日复一日地进洞调查、记录和研究。
敦煌是中国最为灿烂的历史文化瑰宝之一，然而最先开始研究的却是西方人。1900年，在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后，很快引来了一些西方学者和探险家对于敦煌石窟的考察和劫掠。这些“学者”在进行洞窟建筑、雕塑、壁画考察的同时，也从当地人手中骗购了大量国宝级出土文物，敦煌文物经历过多次浩劫。1920年代开始，中国人开始了自己对于敦煌遗产的科研考察。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常书鸿先生担任所长，在敦煌人和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宿白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对莫高窟248窟、285窟的测绘图和第248窟的考古报告初稿。樊锦诗在成为敦煌人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详细做好每一洞窟内建筑、壁画等文物的文字记录、实测绘图和照片摄影等工作，为各洞窟的考古报告打下坚实的基础。
然而，考古工作也绝不仅仅是“记录”，在卷帙浩繁的文物中考证和发现问题，弄明白、搞清楚文物分期问题、作者归属问题等等也是考古学科的价值所在。樊锦诗并不是专业搞敦煌文书研究和世俗画研究的专门研究者，但是在日常工作中，樊锦诗硬是给自己搞成了细分领域的专家。她曾花费大量心血考证了藏经洞出土P.3317号文书《< 佛本行集经>第三卷己下缘起简子目号》（即《简子目号》）产生时期，并就此考证了《简子目号》的作者，撰写了在敦煌文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论文《P.3317号敦煌文书与莫高窟第61窟佛传故事画及其榜题关系研究》。樊锦诗曾说，文物的考证和发现的过程是缓慢和艰辛的，但这是基础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只有自己搞明白了、搞准确了，别人才能放心使用，否则就会以讹传讹。多年的用心钻研，使得樊锦诗不仅记牢每一洞窟的每一幅壁画，也熟读了各种佛教经卷和文献，做了大量壁画内容和文献内容比较研究，形成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解读。
编写莫高窟石窟考古报告是困难的。在现存1700多米长的峭壁上，现存735个洞窟，仅1900年发现的藏经洞内就保存有5万余件文书和艺术品，由于历经了久远的年代，岁月与人为原因给文物留下的损害不可逆转，很多遗迹遗物处于退化状态。“再麻烦也要按照石窟寺考古学的‘正规方法’完成考古报告！”这是做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给自己和同事的要求。这些记录不只是对洞窟在石窟群中所处的位置、层次、高度、方位等的简单记录，还包括洞窟建筑结构、洞穴中塑像和壁画题材等内容，甚至细微到制作壁画、彩塑等所需要的泥土、木料、草料、颜料等制作材料也要一一辨析记录清楚。方方面面的信息资料，皆要通过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一一记录。做一部记录洞窟全部遗迹的石窟考古报告，就是为敦煌石窟留一份永久可查的珍贵档案文库！
2011年，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首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终于问世。这部被考古学界认为标志着石窟考古进入新阶段的报告距离苏先生当年的叮嘱已经过去了40多年。四十余载磨一剑，这样的速度在现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蜗牛速度”。然而正是樊锦诗这样的敦煌人业精于勤、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为历史、为国家、为考古研究守住了一方瑰丽的宝库。“急功近利是学术的死敌”——这是樊锦诗自述书中的一节，在樊锦诗看来打造一座空中楼阁虽然快速又华美，但最终结果只能是坍塌，学术的地基必须打牢，简单的重复的所谓“成果”再多，也并不能够推动科学研究的巨轮前行半步。
板凳坐穿终不悔，这正是一代又一代像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样的可敬可爱的敦煌科研工作者留给盛世学界的宝贵启示。他们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只钻研了一个领域，但却克服了太多的困难力求做到精专，做到无愧于历史和时代。正如樊锦诗所期望：“我的理想是最终这个考古报告不仅让考古学家点头，而且也要使美术家满意；不仅符合科学性，也要符合审美。好多事情就差一步，你迈不过去那一步，就到不了。”
（作者：韩芳，本文原载于2019年10月30日《北京大学校报》第1版）
